1967年，妻子刚去世，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，想要续娶。当他说出女人的名字时，孩子们大变脸色。6个孩子全都扬长而去，终生未与他再相见。
1967年春天，北京一个四合院的堂屋里，78岁的茅以升坐在太师椅上，看着跪在面前的六个孩子，他端起茶杯，半天没说话。
孩子们以为老爷子是要商量母亲遗物的事，都安静等着，结果他一开口，直接把这个家最后那点温暖给掐灭了。
他说想把外面那个女人接回来，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，话刚说完，空气就像被冻住了一样。
大儿子茅于越猛地站起来，没吵也没骂，只是冷冷地看了父亲一眼，那眼神里没有愤怒，只有绝望，他转身摔门走了，留下一句话：要是那个女人进门，父亲就当没他这个儿子。
其他五个孩子像商量好了一样，一个接一个起身离开，最小的女儿临走前，顺手把客厅里的全家福撕得粉碎。
从那天起，这六个孩子再也没回过这个家。
1946年，50岁的茅以升在上海主持修复钱塘江大桥，那时候他已经是行业里的大人物，就在这个时候，21岁的苏州姑娘权桂云出现在他的生活里。
两年后，女儿茅玉麟出生，一边是年轻的新欢，一边是在南京养病的原配妻子和一群孩子，茅以升两头跑，居然把这个秘密保守了好几年。
但1950年，单位开展“忠诚老实运动”，要求如实填报家庭情况，茅以升挣扎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在表格上填上了权桂云和女儿的名字。
他硬着头皮回家，试探着跟戴传蕙聊起报纸上一则关于外室被遗弃的新闻。
戴传蕙当时还感慨，说肯定是正房逼得太狠了，茅以升一听，以为妻子心胸开阔，就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
戴传蕙听完，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，她一句话也没说，从此脸上再也没了笑容。
1912年她嫁给茅以升的时候，才17岁，那时候茅以升更小，才16岁，婚事是长辈安排的，但戴传蕙端庄贤惠，两人感情一直不错。
之后的几十年，茅以升为事业四处奔波，从美国学成归国，到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，戴传蕙一直是他最安稳的后盾，丈夫的事业在哪儿，家就搬到哪儿。
1933年茅以升接了钱塘江大桥的工程，那是拼命的活儿，日本人盯着，经费也不够，戴传蕙在家里撑着天，丈夫一出门，她的心就悬着，听到乌鸦叫都能吓得发抖，好不容易桥修好了，那是咱们中国人争气的工程，可还没高兴几天，日本人打进来了。
1937年，大桥通车才89天，茅以升就接到死命令：炸桥。
戴传蕙的精神也彻底垮了，整夜整夜睡不着，稍微有点动静就浑身发抖，医生说是忧虑过度，其实就是严重的抑郁症，而就在她为丈夫担惊受怕的那些年里，丈夫心里却生了别的心思。
1950年坦白之后，戴传蕙的抑郁症越来越重，六个子女知道真相后，对父亲的尊敬也变成了不理解与怨恨。
之后的十七年，这个家就一直笼罩在一层散不去的阴影里。
茅以升在事业上仍然是受人敬仰的桥梁泰斗，他战后主持修复了钱塘江大桥，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桥梁建设人才。
但在家庭里，他成了罪人，戴传蕙在郁郁寡欢中熬到1967年春天，临终前只对大儿子留下四个字：“永不原谅。”
他以为妻子走了，障碍就没了，该给那个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女人一个名分，结果这一开口，直接点燃了子女们积压了近二十年的怒火。
茅以升还是把权桂云接回了家，他想着，时间长了，孩子们气消了，自然就回来了，可他错了，这六个孩子脾气随妈，倔得很，认准的事绝不回头。
权桂云进了茅家门，日子也没好过到哪儿去。
1975年，才五十岁的权桂云就因肺癌去世了，葬礼冷冷清清，六个“儿女”一个都没来，从那时候起，茅以升的晚年彻底被孤零零包围了。
他开始一封接一封地给在国外的子女们写信，信里不再是长辈的口吻，全是老父亲的恳求，说想孩子们了。
但这些信大多石沉大海，偶尔回一封，也是客客气气、公事公办的语气，多一个字都没有。
晚年的茅以升得了老年痴呆，眼前的事记不住，过去的事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清晰，他常常念叨从前的事，喊戴传蕙的名字，好像发妻还在身边。
1989年深秋，九十三岁的茅以升病重住进了医院，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，他常常念叨着六个子女的名字，一遍遍问有没有他们的来信，守在病床前的，只有小女儿茅玉麟。
为了安慰父亲，她模仿哥哥的笔迹，伪造了一封表示原谅的信，茅以升把信紧紧攥在手里，仿佛终于得到了解脱，不久，他便离开了人世。
他的追悼会上，和戴传蕙所生的六个子女，没有一个人来。
会造桥的人，未必能修好自己家的桥，有些桥还能修，有些桥断了，就是断了，而那些被炸毁的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主要信源：上观新闻 抗战信物·时空对话|炸不断的民族脊梁: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#MCN微头条伙伴计划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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